[⑤] 这是说爱身的情感导出养身的意欲或意志。

老者安之并非谓使老者晚年生活安适，无忧无虑也，而是谓老者作为圆满的人存在而无愧于天地，故安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三）人之视听所及者，无非日用之间耳。

宋儒蔡渊（1156—1236）曰：自身修以后，皆理物也。若仅从事为上讲，有须改者，有无须改者，亦与年岁无关也。这样，人与世界俱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而这种超越性的存在才使人作为人、世界作为世界各自回到自身的存在。除了上面提到的一段文字有所以行之者一也之外，还有下列一段文字也有这几个字，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不知不明，安知一之为何物哉?【23】很显然，这里所说的一就是指人乃是一个天命在身者，无论家庭问题，还是社会政治的问题，都依赖于一个天命在身者的行为。

在天地位，万物育中的万物绝不是一个板结胶固的物质性存在，而是一个天地人神共处的超越性存在。《中庸》第二十六章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在儒家体系的推动下，社会风气好转，社会道德高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尊老爱幼，尊师重教。

而科技的进步需要的是极其理性以及逻辑思考和归纳总结能力。儒家讲究孝，三年不改父志。更有有可能只是原地踏步，维持现状。这便是勤劳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乐什么呢？乐在修己以敬，乐在内心满足。愿景很大，但是不容易做到。

更多的作用体现在精神文明上。中国是农业社会，几千年来的最大的课题便是如何让百姓吃饱穿暖。这点儒家的思想倒也没有起太多作用。这样的态度比道家的躺平要好得多。

这部分儒家也还是有一些作用。那么50分是怎么来的呢？儒家讲究仁，君子要行仁义，君王要行仁政。孔子说我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为了解决春秋时期的乱象，希望整个社会回到尧舜禹的时候，对于一切与古时不同的做法，都喊反对。

儒家在先进技术发展上还起了点反作用，因为孔老师就看不起穑稼之术，樊迟想学种地，还被孔老师鄙视了一番。从第一来讲，这个基本属于上天给的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与学生的问答皆随机而为、随人而发。君子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小人喜则轻而翾，忧则挫而慑（《荀子·不苟》）。

忧之于人，不再是刻意逃避的负面情愫，而是一条可以逆之而后进的向上阶梯。复圣与圣人同心，共其忧乐，垂为世范。易言之，荀子对外王的重视构成个体致思的基本取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人们可以从中体会出一位长者蔼然和善的渊雅气度、如春风般和乐平易的圣者气象和仁者忧乐圆融的思想境界。人之内外境遇往往变化多端，不可一概而论。

荀子沿着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忧乐对举的思想，认为二者之喜与忧大有不同。忧与不忧反映的是君子与小人之不同。

所忧者若为物质之贫，则不足忧。尽心知性知天、由心而性而天，孟子似乎找到了一条从自我到他者、从内在到外在、从忧民到王道的简易途径。

孟子忧乐观所描摹的是从情出发的忧，如何一步步地由内在而外显、由人心走向政治，乃至与王道密切相连。个体自我只有融入他者共同构成群体社会，才有更加深长的意义。

所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反之，国家昏乱，忧患丛生。（《孟子·尽心上》）德行、智慧、谋略、见识，无不由忧患压迫而出。

徐复观先生与李泽厚先生曾分别以忧患意识与乐感文化来分疏中国文化，并由此开出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与实用理性两大面向。忧与乐是人的两种对立情愫，如何调适使之上遂下达、通贯于人伦日用，推展应用于政治社群，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一直关注的重点课题。

由于过分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小人做起事来往往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在对忧乐观念的掘发方面，孔子、孟子、荀子思想一脉相承，共同对早期中国文化的忧乐意识探索做出了独特性贡献，是在对抗时代忧患中产生的思想结晶。忧患培育英才，困境砥砺意志。

因自我具有价值，故易为他人所知，为社会所用。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从忧患的反向用力角度对忧乐观作出了新的诠释，为儒学发展别开了一副新面目，打造了一片新天地。（《论语·雍也》）人忧而己不忧，因为此非君子所当忧之事。

昏暗的君主过分追求一己之乐，带来国家昏乱、百姓忧患。小人喜则显示出轻浮得意之态，忧则表现出挫败颓唐之感。

孔子、孟子与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奠基与代表者，其忧乐观因具有源发性与独特性而值得探讨。孟子和荀子沿着孔子开创的忧乐观，各自走出了一条精彩纷呈的忧乐思想之路。

小人者，其未得也，则忧不得。君子无论处于喜还是忧的情绪中，均能够以静与和的心态实现自我开导与疏解。